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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深刻的价值观很难顶住压力,多少优秀的大师都趴下了

提问者一:刚才讲,50年代的知识分子为什么思想一下子就被改造了,是因为他们没有独立的世界观。其实,他们是有世界观的,他们是很爱国的,很有民族主义感的。但当时的一个弊病是没把国家、民族跟治正者的权力分开,对吗?他之所以那么自觉改造,是把对家国的忠心变成了对治正者的忠心,对当时的正策没有采取批判性的态度。

知识分子没有自身独立的价值观,这是不是跟国家的体制和知识分子的历史有一定的联系?因为历史上的知识分子,受了教育之后自然就是为皇家服务,本身并没有独立的体系。即便知识分子有自己的价值观,在今天的社会,他凭什么去支持那套价值观?唯一的支撑,可能是自己一个人的道德感,因为我们没有一套保障体系帮助我们维护自己的这套价值观。即使我们有一个独立的价值观,但是光靠道德感太薄弱了。我的想法就是这些,谢谢。

回答:我刚才说梁思成他们没有自己的世界观,并不是说他们没有自己的价值。他们有自己的价值,有强烈的爱国心,民本的精神在梁思成身上也是特别明显的。但那只是一套蛮朴素的价值,虽然现代主义的追求与社会主义有某种亲和性(现代主义到了美国变成了一种建筑风格,现代主义在欧洲是更完整的左倾思潮),但是这些东西是不稳固的,为什么?它只是一种情感性的东西,没有化成一套系统的世界观,一套理性。

“民族的、科学的、大众的”和梁思成的理解差异很大。这个差异我们今天好像看得出来,但在当时你很难看得出来。实际上可以说,那代知识分子对新正权、新的意识形态做了一个创造性的误读。

为什么有些人不会误读呢?比如说陈寅恪,1948年北平要和.平解.放的时候,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,中间派知识分子,都纠结于一个问题:走还是留?很多人觉得该留下来,觉得“国民党这么烂,我跟他走干什么”,当时对新正权有各种传说,都是妖魔化的传说,连冯友兰都觉得,无论如何,学术自由总是有的吧?当时年轻人去劝陈寅恪老师不要走,最后陈寅恪和胡适坐了同一班飞机离开了北平。陈寅恪他倒不强调要什么正治自由,因为他不做公知。但他唯一的事业,他的生命是学术,如果这都没有的话,对他而言就失去了生活的意义,所以他决定走。最后他留在广州,那是另外一段故事,我不展开讲。这也成就了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的神话,只有他能够抗拒改造的神话。

我举这个例子是说,陈寅恪就是一个有世界观的学者,虽然他不谈正治,但是他比谁都懂正治。第一,他有现实感。第二,他在王国维碑上的题词,“自由之思想,独立之精神”,可以看到在这方面,他是有很深刻的东西在支撑着他的,所以到最后二十年硬得起来,撑得起来。

如果没有理性,没有成为你信仰的这套世界观在背后,你撑得起来吗?众人都投降了,就你一个人,虽千万人吾往矣,能做到吗?我相信今天在座的绝大部分人都不敢说你有这么大的勇气;对你所信仰的价值,有教徒般的虔诚,又不是盲从,有深刻的世界观支撑着你。如果没有,很难顶得住压力。压力一个是来自于所谓的正治,还有一个是来自于“同道”——人家都那样了,你怎么样?你非要与众不同吗?这很难。

所以在这一点上,有时候不要总是怪外在,用外在的元素原谅自己。风暴来了,都开始自我检讨,等到文哥结束,一个个站起来控诉,觉得当时都是受迫害的人,我们不要忘了自己内心有些东西是缺乏的。

当然,我们对梁先生依然怀着非常深刻的敬意。前两年样视拍了八集的《梁思成·林徽因》,片子拍得非常好,我觉得是这些年最唯美的一部片子,我非常欣赏。我给本科生讲知识分子历史,都把这个片子拿来给学生看,除了看《梁思成·林徽因》,还看上海电视台拍的《大师》系列。那一代是最优秀的知识分子。

但就是最优秀的,比我们这代人不知道优秀多少倍的人,还是趴下了,你想想,我们有什么资格说我们顶得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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